有一个例子， 维克多·弗兰克（Viktor E. Frankl）“意义治疗”。

维克多·弗兰克是奥地利的精神病学专家，也是奥斯维辛-比克瑙集中营的幸存者。他的父母、妻子和大部分亲人都死在集中营里。他的学说叫做“意义治疗”（Logotherapy）。其核心意涵阐述在他所写的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一书中。他通过观察集中营里极其艰苦的处境，提出人类最基本的动力是“追求意义”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集中营中那些幸存下来的囚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他们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内在的力量（心力）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中仍然拥有目标与意义。”

根据他的观点，如果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生命有特殊的意义（这种意义通常来自某种信仰或信念），他就能忍受几乎任何“如何生存”的痛苦。他认为，这种意义感能激发出非凡的生存力量。他著名的格言是：“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，便能忍受任何如何生存的苦难。”

他另一句著名的格言是：“人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，但有一样东西无法被夺走。那就是人类最后的自由——在任何环境下选择自己的态度、选择自己的道路。”

换句话说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处在什么样的环境、压力、情境和人群之中，只要一个人的心中有信念或信心，他就仍然拥有自由，任何都无法打倒和摧毁他。即使面对巨大的痛苦和困难，例如不治之症，或破产彻底失败，如果内心有信念，这一切都会变得有意义。

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内心失去了“意义”，就会产生空虚感，觉得人生没有任何价值，产生抑郁，甚至想要自杀的念头。弗兰克早在20世纪中期就预言：现代社会的人们正在失去“意义”。随著传统价值观的逐渐瓦解，如果个人还没有学会为自己生命的意义承担责任，就很容易陷入内心空虚、无聊和迷失的状况。弗兰克认为，这种意义的匮乏不仅是个人的心理障碍，会遇到的痛苦和问题，而是整个时代的议题。

所以这里就谈到，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，对自己人生怀抱一种信念，当我们讲到信心和信念，不是一个空洞的宗教的口号，其实是当你真的具备信心和信念的时候，就会对生活有帮助。

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实际上是在各种不同的信任之中度过的。例如，我们去医院，是因为相信医生会好好诊断、不会伤害我们。我们储蓄金钱或银行卡，是因为相信这张纸明天还能换到其他东西或买到东西。你敢把钱存放在银行，敢和不认识的人做生意，敢在合约上签名，敢在餐厅吃饭，敢独自外出——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种基本的「信任」。

「我们」是如何形成的，是因为很多人对同一件事有信任而形成的。例如，相信科学、相信民主，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共同的观点；或者保护环境、想要战胜疫情，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共同的目标；又或者对三宝有信心、吃素，这可以是一种信仰或生活方式。甚至，我们安多、卫藏、康三区的藏人认为彼此是一体的这种认同，也是因为相信我们是同一血统、同一语言文字、同一文化、同一习俗，才会产生这种一体的认同。

无论有没有人看着、有没有人督促，有些人能够做好事、能够遵守规矩。原因是他们内心有一种「信任」。这种信任，可以是相信无论我们做好事还是坏事，佛陀都在看着；可以是相信行善会有好的果报、造恶会有坏的果报；可以是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；也可以是相信社会最终会善有善报。

这种信任就像是内心的秤，也像是内心的声音。它提醒我们什么不该做、什么该做。而且，这不是因为害怕法律和惩罚才遵守规矩，而是出于自发自愿地选择行善、承担责任，甚至能够生起为他人牺牲奉献的心力。

一般来说，信任与否似乎是个人的事情，但实际上也是社会的议题。信任就像黏着剂一样，把人与人黏合在一起，创造了共同做事的机会。信任就像绳结一样，把分散的人们凝聚成「我们」这个整体，让大家心往一处想、力往一处使。信任就像内心的指南针一样，在不知不觉中指引我们成为好人、做好事、成为能够承担责任的人。

因此，一个充满信心和信任的社会，会是一个有能力、团结、温暖的社会。信任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根基。